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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雨的怀念 | 净慧长老示寂...

2018年4月20日,又逢一年谷雨,净慧长老门人、法子、学僧和护法居士代表三百余人共聚双峰山下四祖道场,共同追思纪念老和尚示寂五周年。 20日上午9时30分,纪念法会在悠扬的唱赞声中正式开始。 在随后庄严的传供仪式中,净慧长老门人法子和护法居士代表分列...

黄梅四祖寺丙申年水陆法会圆...

2016年4月1日至7日,黄梅四祖寺常住依法仗僧,启建丙申年十方法界水陆冥阳两利普渡大斋胜会道场,历时七日法会圆满。 四祖寺自净慧长老中兴以来,兴大慈悲,施大行愿,倡缘兴修水陆普渡道场,至今已满十载。寺院于水陆法会期间设内坛、大坛、诸经坛、楞严坛...

黄梅四祖寺丙申年上元节药师...

未羊声声辞旧岁,金猴献瑞贺新春。丙申伊始,万象更新。为祈世界和平,国泰民安,山门清净,檀信吉祥,黄梅四祖寺依常住定例于 丙申年正月初九至十五(二零一六年二月十六日至二月廿二日) ,启建上元节消灾吉祥祈福大法会。期间大众除诵持《药师经》,礼拜...

学术论文

作为“宗教革命”的“东山法门”(2)
http://www.hmszs.org/ 2013-04-18 来源:黄梅禅宗文化高峰论坛 作者:孙昌武

  这个“革命”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其形成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对于认识中国佛教的历史,对于总结佛教的历史经验,对于今天佛教的发展等等都具有根本性质的启示意义。

  从印度输入的佛教在中土扎根,真正在思想、文化领域造成广泛影响,是从两晋之际开始的。当时困于儒家章句和玄学思辨的文人士大夫,接触到具有丰富、新鲜的思想内容和文化内涵的外来佛教,真是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 。中国人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接受佛教,佛教在中国的思想文化土壤上扎根、发展并逐渐实现“中国化”。斯坦因说,“古代印度、中国及希腊诸种文明相互交流融合……构成了人类文化史上光辉灿烂的篇章” 。佛教输入中土,实现了中、印两大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结合,造成的影响、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是极其巨大的。这些都详著于佛教史、文化史,此不具述。

  自佛教输入中土,就步入“中国化”过程。佛教的“中国化”不仅仅体现为各民族文化传播中一般的所谓“民族化”,而是在中国民族土壤上从性质到形态的根本变革(关于这个问题,争论颇多,这里不拟展开讨论)。其中具有关键意义和作用的一方面,就是外来佛教适应中国专制政治体制,宗教神权服从世俗政权,从而从信仰到组织、从思想观念到生存形态发生了全面变化。道安所谓“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即表明当时的佛门领袖已经清晰地自觉到必须受庇又服务于专制皇权才有出路。因此,伴随着外来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其“御用化”程度不断加深。佛教从而逐步融入到中国专制政治、社会体制之中。这必然带来佛教发展的种种问题与矛盾。到齐梁时期,如从东晋立国算起仅仅过了一百几十年,佛教主流部份的腐化程度已十分严重,其内外矛盾已经成为南北王朝社会危机的重要根源。当然,南北诸王朝的破灭有诸多原因,但是佛教势力膨胀、统治者佞佛肯定是一个重要原因。专制必然带来腐败,佛教僧团也是如此。

  东晋僧人道恒的《释驳论》已经描述当时的僧团“营求孜汲,无暂宁息:或垦殖田圃,与农夫齐流;或商旅博易,与众人竞利;或矜恃医道,轻作寒暑;或机巧异端,以济生业;或占相孤虚,妄论吉凶;或诡道假权,要射时意;或聚畜委积,颐养有余;或抵掌空谈,坐食百姓。斯皆德不称服,行多违法” 。到齐、梁时期,帝王佞佛,权贵好佛,成为风气。梁武帝作为“菩萨皇帝”,是历史上佞佛君主的典型。他在位时期,有郭祖深,为南梁郡丞,徙后军行参军,曾舆榇上书,中谓:

  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而僧尼多非法,养女皆服罗纨,其蠹俗伤法,抑由于此……恐方来处处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复国有。

  这是激烈指斥僧团膨胀的危害及其腐败。他又有封事说:

  臣见疾者诣道士则劝奏章,僧尼则令斋讲,俗师则鬼祸须解,医诊则汤熨散丸,皆先自为也。臣谓为国之本,与疗病相类,疗病当去巫鬼,寻华、扁,为国当黜佞邪,用管、晏。今之所任,腹背之毛耳。论外则有勉、舍,说内则有云、旻。云、旻所议则伤俗盛法,勉、舍之志唯愿安枕江东。

  这里的“勉、舍”,指徐勉、周舍,都是佞佛大臣;“云、旻”则指光泽寺法云、庄严寺僧旻,均列名梁武帝朝的“三大法师”之中。他把矛头直接指向这些教内外领袖人物,实则在指斥皇帝本人。另有荀济,与梁武帝本布衣相知。及梁台建,不得志,常怀悒怏二十余载,见梁武佞佛,寺像崇盛,以八十高龄上书,指斥佛教贪淫,奢侈妖妄,又讥刺建造同泰寺营费太甚,必为灾患。长长的表章是对佛教弊害十分详尽的揭露和抨击。如钱锺书所说:当初周朗、郭祖深等人批评佛教,“并非辟佛废释”,“只斥僧寺之流弊而不攻佛法为异端”,荀济则“一概摈弃” 。这后一篇奏章人们耳熟能详,此不具引。北朝的情况亦类似。神龟元年(518),司空公、尚书令、任城王元澄(?--519)鉴于“灵太后锐于缮兴,在京师则起永宁、太上公等佛寺,功费不少”,曾上表谏诤削减营造,节省功力。他本是虔诚的信仰者,揭露佛教所造成的社会危机,意在加以整肃。在他去世前一年,更长篇论奏,专事揭露私造寺庙,滥度僧尼的弊端,其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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