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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雨的怀念 | 净慧长老示寂...

2018年4月20日,又逢一年谷雨,净慧长老门人、法子、学僧和护法居士代表三百余人共聚双峰山下四祖道场,共同追思纪念老和尚示寂五周年。 20日上午9时30分,纪念法会在悠扬的唱赞声中正式开始。 在随后庄严的传供仪式中,净慧长老门人法子和护法居士代表分列...

黄梅四祖寺丙申年水陆法会圆...

2016年4月1日至7日,黄梅四祖寺常住依法仗僧,启建丙申年十方法界水陆冥阳两利普渡大斋胜会道场,历时七日法会圆满。 四祖寺自净慧长老中兴以来,兴大慈悲,施大行愿,倡缘兴修水陆普渡道场,至今已满十载。寺院于水陆法会期间设内坛、大坛、诸经坛、楞严坛...

黄梅四祖寺丙申年上元节药师...

未羊声声辞旧岁,金猴献瑞贺新春。丙申伊始,万象更新。为祈世界和平,国泰民安,山门清净,檀信吉祥,黄梅四祖寺依常住定例于 丙申年正月初九至十五(二零一六年二月十六日至二月廿二日) ,启建上元节消灾吉祥祈福大法会。期间大众除诵持《药师经》,礼拜...

学术论文

作为“宗教革命”的“东山法门”(3)
http://www.hmszs.org/ 2013-04-18 来源:黄梅禅宗文化高峰论坛 作者:孙昌武

  ……然比日私造,动盈百数。或乘请公地,辄树私福;或启得造寺,限外广制。如此欺罔,非可稍计……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内检括寺舍,数乘五百,空地表刹,未立塔宇,不在其数……今之僧寺,无处不有。或比满城邑之中,或连溢屠沽之肆,或三五少僧,共为一寺。梵唱屠音,连檐接响,像塔缠于腥臊,性灵没于嗜欲,真伪混居,往来纷杂。下司因习而莫非,僧曹对制而不问。其于污染真行,尘秽练僧,薰莸同器,不亦甚欤!往在北代,有法秀之谋;近日冀州,遭大乘之变。皆初假神教,以惑众心,终设奸诳,用逞私悖。太和之制,因法秀而杜远;景明之禁,虑大乘之将乱……昔如来阐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恋著城邑。岂湫隘是经行所宜,浮喧必栖禅之宅,当由利引其心,莫能自止……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镇僧寺亦然。侵夺细民,广占田宅,有伤慈矜,用长嗟苦。且人心不同,善恶亦异。或有栖心真趣,道业清远者;或外假法服,内怀悖德者。如此之徒,宜辨泾渭。若雷同一贯,何以劝善……这是一位虔诚信仰者同时又是统治阶层一员提出的看法。包括其中指出的太和年间法秀“大乘匪”利用弥勒信仰的叛乱,揭露佛教无限制膨胀造成的社会危机。至于庞大的寺院经济对于民众的侵夺,对于国计民生的损害,文献里有众多材料,亦毋庸赘述。总之,佛教的腐败不仅成为众多社会矛盾的根源,而且对于专制统治体制已造成严重弊患。

  还有一个层面,就是佛教教理在中国思想学术环境中发展,形成一批义学师说即中国独创的学派。南北朝时期具有高度内外学素养的义学沙门的义疏之学,无论是内容还是方法都对中国思想、学术作出重大贡献,其价值与意义是必须给予充分估价的。但这是上层僧侣的脱离民众信仰的经院学问。本来对于宗教来说,教理的说明与论证是为树立信仰服务的,可是这种高度形而上的思辨形态的义学师说却成为信仰的反动,终究也是思想贫乏的表现。顾随曾说:

  ……宗教哲理,陈义愈高,析理愈细,即索解愈难,去人愈远;而其自身亦由是而孤立,而衰颓,而澌灭矣。

  而另一方面,民间盛行的保守的禅修则宣扬、鼓吹神通灵异。如玄高“隐居麦积山。山学百余人,崇其义训,禀其禅道”,后来被摈斥到河北林阳堂山,徒众三百,禅慧弥新,据说“磬既不击而鸣,香亦自然有气。应真仙士,往往来游。猛兽驯伏,蝗毒除害”。玄高学徒之中优异者百有余人,其中玄绍,“学究诸禅,神力自在”,据说也灵异异常,“手指出水,供高洗漱,其水香净,倍异于常。每得非世华香,以献三宝”。而玄高门下灵异如绍者更有十余人之多 。这种低俗的迷惑民众的手段,是与大乘佛教的根本精神相违背的。

  这样,在政治、经济、学理等种种层面,到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都陷入困境,面临挑战。佛教的这种发展形势显然严重背离了佛陀创教的本怀,脱离了群众的信仰需求。这种状况受到教内外的批判与抨击,也引起某些世俗政权的限制和弹压。在后一方面,重大的打击是北魏和后周两个王朝先后禁毁佛法。当然,两个朝廷毁佛的起因很多,但佛教自身的腐败应是主要原因之一。同时在佛教内部也出现了摆脱危急与挑战的努力。典型的表现有三阶教、净土信仰的兴起,一批内容浅俗、行文简洁的伪经的出现,等等。它们都具有某种“宗教革命”的意味。这样,南北朝末期,佛教变革已经成为一种需要,一种潮流。教内外有识之士已意识到,佛教必须“革命”,才有发展出路。禅宗从而因应形势兴起。创建禅宗的祖师们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为摆脱佛教面临的危机和困境而做出努力的。

  南北朝后期已经逐渐形成由游行民间的下层僧众主导的一种革新潮流。这些人与北朝的昙鸾、南朝的“三大法师”那类御用名僧或义学沙门不同,也与玄高、跋陀、僧稠、僧实等守旧派禅师不同。在南北朝社会动荡中,破产失业的流民是影响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大社会力量。在这中国佛教发展的关键时期,正是活跃在流民中的下层僧侣引导了佛教革新的潮流。为谋生路而披上袈裟的流民,不熟悉也不会热衷义学沙门的繁琐的义疏之学,他们也没有可能和机会隐居山林、坐守枯禅,他们也不会凭借宣扬灵异、炫耀神通赢得统治者的信重。他们要自谋衣食,度过朴素简单的头陀生活;他们也要把繁琐的义学思辨简单化,提倡简单易行的修行方式。除了各类破产流民,还有在乱世中被逼迫到社会边缘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出家为僧,会给佛教的新潮流在理论上作出新的发挥。后来被当做禅宗初祖的菩提达摩实际即是游行民间的头陀僧的代表,据传他所作的《二入四行》就体现出新的佛教潮流的禅观和操守。这样一批宣扬新的禅观的新型禅僧就出现了。到隋末唐初,禅史所说的四祖道信和五祖弘忍出来,在当时还十分荒僻的长江北岸的黄梅山林聚集徒众,组成新型的僧团,就是这类禅僧的群体,一个革新的教派从而创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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