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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台湾佛教文化交流与两岸...

2017年11月8日,由国务院台办、湖北省政府和武汉市政府共同主办的湖北武汉台湾周系列活动正式在武汉东湖宾馆拉开帷幕,包括佛光山、法鼓山、中台禅寺和慈济功德会等台湾佛教界高僧大德在内的千余位两岸人士同赴盛会、共聚一堂。 10日上午,海峡两岸数百位嘉...

黄梅四祖寺丙申年水陆法会圆...

2016年4月1日至7日,黄梅四祖寺常住依法仗僧,启建丙申年十方法界水陆冥阳两利普渡大斋胜会道场,历时七日法会圆满。 四祖寺自净慧长老中兴以来,兴大慈悲,施大行愿,倡缘兴修水陆普渡道场,至今已满十载。寺院于水陆法会期间设内坛、大坛、诸经坛、楞严坛...

黄梅四祖寺丙申年上元节药师...

未羊声声辞旧岁,金猴献瑞贺新春。丙申伊始,万象更新。为祈世界和平,国泰民安,山门清净,檀信吉祥,黄梅四祖寺依常住定例于 丙申年正月初九至十五(二零一六年二月十六日至二月廿二日) ,启建上元节消灾吉祥祈福大法会。期间大众除诵持《药师经》,礼拜...

学术论文

作为“宗教革命”的“东山法门”(4)
http://www.hmszs.org/ 2013-04-18 来源:黄梅禅宗文化高峰论坛 作者:孙昌武

  吕澂指出:

  道信住在双峰山的时间那样长,徒众那样多,在史传中却看不到有什么官僚豪门的支持,而是用自给自足的方法解决生活问题,这与当时居于城市依赖权贵的佛徒是不同的。

  这样,这个革新宗派,第一,不同于南北朝“御用化”的贵族佛教,它不依附、服务于朝廷、权贵,而是面向民众的;第二,这一派禅僧不再作受众人供养的“僧宝”,而是自力更生、自我修行的普通人。据传四祖劝诸门人说说:“能作(作务)三五年,得一口食塞饥疮,即闭门坐。” 第三,道信、弘忍师弟子弘扬的这种坐禅守心的新禅法是对六朝以来发达的义学师说的反动。第四,这种新禅法摆脱神通灵异的迷信,具有鲜明的道德教化性质。总之,它一举而截断众流,倡导一种“一切心为宗”的全新宗义和简单易行、直截了当的学风和宗风。这种新潮流一经出现,就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不仅造成佛教内部的重大变革,更逐渐形成为一个声势浩大的思想文化运动,以至在后来一段历史时期里,禅宗在佛教诸宗中几乎是一家独大,对当时和后世的思想、学术、文化各领域更造成极其深远的影响。

  这种新佛教的建设也是充满矛盾的。这特别体现在所谓南、北宗的斗争。概括地审视这一斗争,仍和佛教在当时发展的总体环境相关联。道信、弘忍创立的新兴宗派,在唐初动荡社会环境形成相当巨大的、关系社会安危的势力,统治者不能不采取对策,加以笼络、利用。又适值武则天阴谋以“释教开革命之阶”,就积极地把当时声势正隆的神会及其门徒义福、普寂等召请到长安。这个新教派从而由遁迹山林转而进入宫廷。新宗派的领袖神秀成为武则天宫廷的御用名僧,他下一代的普寂等人均占据两京地区大寺,接受朝廷和重臣、宦寺的供养,以至后来南北各地的北宗一系禅师的活动,主要也得力于帝王将相的扶植和支持。这样新兴的禅宗就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革新的性质。而与之相对照,慧能在荒僻的岭南开创南宗禅,则继承、发扬道信、弘忍僧团山居修道、沉迹民间的传统。慧能当初以卖柴为生,来在弘忍门下服踏碓这样辛苦的粗重劳役,实际是谋取衣食的流民。弘忍正是大量收容这类流民,才组织成规模巨大的僧团的。慧能离开黄梅,“退藏于密”,在岭南“混农商于劳侣” ,实际也是逃避赋役、四处奔波的流民身份。他终于在岭南集合数千信众,造成相当声势,其群众基础还是那些谋取衣食的流民。后来他这一派禅宗逐渐扩展势力到今四川,再后来南宗的基地也主要在湖南、江西等,基本是在远离政治中心的边远地带发展。当然,在大唐帝国领域之内佛教不可能脱离或拒斥朝廷和当权者的管辖和供养,但南宗一系显然保持更明显、突出的民众性格,更多代表社会下层的观念和利益。南宗在与北宗的较量中终于取得胜利,也是宗教“革命”再度取得胜利。杜继文说:

  南宗理直气壮地以卑贱的愚民形象站立起来,同出身高贵、儒学传家的同行们公然对立,其意义大大超过了禅宗本身的范围,而与隋唐以来社会整体的经济结构、阶级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变化有密切关系。事实上,一部禅宗史,也可以看成是一部社会史的投影。

  禅宗“革命”让人们联想起欧洲天主教历史上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或许用“宗教改革”来说明禅宗更为适宜。从比较宗教学的角度看,两者确有可“比较”之处。禅宗之作为佛教的“革命运动”的兴起,与造成欧洲新教“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多有类似之处。十五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鼓动起人本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潮,罗马天主教的精神统治随之动摇。中世纪的教会不仅禁锢人们的思想,阻碍科学的发展,同时对民众勒索盘剥无所不用其极,如征收所谓“十一税”和传教费、圣水费、祈祷费、埋葬费等等。特别是教皇利奥十世以修建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为名,出售“赦罪符”来搜刮民财,成为宗教改革的导火索。革新的先驱人物是捷克人约翰·胡司。他在平民中活动,宣扬“在上帝眼里,一个有道德的贫苦农民比一个富有而犯罪的教主要高尚得多”。他抨击教会的专制、腐化,反对农奴剥削制度和苛捐杂税。虽然他最终被宗教裁判所判处火刑,但他播下的宗教改革的种子却滋生起来。宗教改革的首倡者是德国人、铜矿工人的儿子马丁·路德。1517年,罗马教廷派人到德国推销赦罪符,他起而率众反对,继而用拉丁文写出九十五条批评教廷、改革教会的意见书,其核心主张是“信仰可以获救”。即是说,只要虔诚地信仰上帝,苦读圣经,忏悔自己,无需通过圣徒,也不需要付钱给教会,就可以“通上帝”。他要求消减教会的苛捐杂税,反对奢侈、繁琐的宗教仪式,提出建设“廉价教会”,主张读经、讲经自由。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得到德国世俗王公们的支持,不过受到形势发展的限制,没能深入进行下去。它所引发的一场由闵采尔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也被镇压下去了,但其影响却相当巨大和深远。到十六世纪中期,宗教改革运动以更大的声势兴起。法国人加尔文及其追随者把改革运动引向深入。他们批判天主教宗教神学,主张回归到《圣经》的立场,强调上帝对人的普遍的爱,在上帝面前人格平等、自由意志;要求人们作出努力、体面地劳作,反对懒惰;鼓励“给予”和“付出”,爱人如己;强调谦卑,认为“敬畏上帝是知识的开始,愚妄人藐视智慧和教训”(《箴言》);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等伦理原则视为“圣灵所结的果子”(《加拉泰书》)。另一方面,认为每个人的人生之路就是朝圣之旅,在这个旅程中始终需要抵制来自罪恶世界的诱惑,作为上帝的“选民”,终究会得到进入天国的“恩宠”。这样就创造出新的教派——“新教”或称“清教”。这个革新的教派在不否定对上帝信仰的仁慈回应的同时,更加强调人的深层次的心灵体验,这是“一种深刻的、一切都归因于《新约》的个人的宗教;它与任何政府无关,也不对任何大的信徒团体的组织负有义务” ,因此它常常被称为“心灵的宗教” 。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寻求上帝的天国的狂热开始逐渐转变为冷静的经济德性;宗教的根慢慢枯死,让位于世俗的功利主义。”“在任何情况下清教的世界观都有利于一种理性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的发展(这点当然比仅仅鼓励资本积累重要得多)……它哺育了近代的经济人。” 因此,历史事实证明,新教的形成和传播、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重要精神动力和伦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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