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祖禅：无念、无相、无住

六祖慧能大师是中国禅宗的实际创立者。在中国禅宗史乃至于中国佛教史上，六祖慧能都可以说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如果没有他，中国佛教史将会是另外一个面貌。正因为有了六祖慧能这样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中国佛教的慧命、佛法的慧命，才能延续到今天。

在介绍六祖慧能禅法之前，我想先说两个问题。

第一，中国佛教史上三位里程碑式的人物。

任何一个宗教或者文化，从一个地区传到另外一个地区，必然要经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也不是一切照搬到中国来。如果说是一切照搬到中国来的话，佛教就不可能在中国生存发展下来。中国佛教史上有很多的高僧大德，他们审时度势，很巧妙地对佛教进行本土化改革，使得佛教得以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如今，举世公认，中国是佛教的第二故乡。相反在印度，佛教在一千年以前就不存在了。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近年来，虽然听说印度也重新有了佛教，但是佛教在那里并不占重要的位置。印度也有几所寺院，但那都是其他国家的人在印度主持修复的。印度的一些佛教团体，是在其他国家佛教界的支持下，才得以生存发展的，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相反，在印度以外的地区，佛教却得到了蓬勃发展。

佛教传到中国来，一开始非常艰难，发展很缓慢。当时，有一个人讲经，或翻译了一本薄薄的经典，这个人就在历史上被大书特书地记载下来了。由此可见，开始的时候，一切事情都是很困难的，与我们今天的形势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这样说呢？佛教初传时，还不能被中国本土的人完全认同。用现在学者的话来说，佛教作为一个异质文化来到中国，要为中国的老百姓乃至士大夫所接受，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佛教的观念和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不是一码事。要使佛教在中国发扬光大，或者说，要让佛教能在中国站住脚，必须有一个艰难的本土化过程。用现在的话来说，佛教是印度的，要在中国生存下去，就必须要有中国特色才行。

佛教中国化，首先要从理论上为适应中国的儒道文化做某些调整。如果不调整的话，中国人不能接受。比如说戒律，其中有一条，儿子出了家，不再来拜祭祖先和父母。离开了家庭以后，对家的关系、义务也就没有了，对祖宗也不拜了。也就是说，出了家以后或者说信了佛以后，不局限于今生今世的父母，而是要去孝敬多生多世的一切众生，即“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子是我母”。这种泛孝的观念，使得具体的孝道观念，反而显得淡漠了。这一点，我们中国人接受不了。所以，后来在翻译佛经乃至对佛教教义的发扬上，在这一点上有了很多的改变。《梵网经》就强调孝就是戒，“孝名为戒”，有这种观念至少不会犯上作难。一个不孝的人肯定就是犯上作难的。中国人的观念是选忠臣于孝子之门。你要是一个忠臣，必须是一个孝子；你不是孝子，就不可能做忠臣；-个国家没有忠臣就不能稳定。在这一点上，佛教教义做出了很大调整，也逐渐能为中国人所接受。

其次是在生活上，佛教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佛教初传到中国来，开始也是化缘吃饭，但是化饭吃没有人给；开始也是打赤脚，但是中国冬天太冷；开始也想在树下宿，没办法，在树下宿不安全，气候又寒冷。像这些都要调整，不调整就没法生存，所以一定要盖房子，一定要有一点田产，一定要有几间房子住。只有这样，才可以生存。

当然，还有一些礼仪上的问题。

可以说，佛教传入中国最初的三四百年，是最艰难的。

到了东晋道安法师的时候，佛教传入中国已有将近四五百年的时间。道安法师是一位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造诣高深的人，同时又是一位对佛教了解比较全面、研究比较深入的法师。在佛教如何适应本土文化方面，道安法师和他的弟子们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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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来讲，佛教分为两部分：一是教理，一是教制。道安法师对这两部分都做了很大调整，使佛教能够适应中国的风土人情。当然，道安法师还创立了最初的僧伽制度、讲经制度、共住制度。正是道安法师在教理、教制、生活上的一些改革措施，才使得佛教在中国得以生存和发展起来。

应该说，道安法师是中国佛教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人。他总结了在他之前佛教在中国传播的经验，也开创了从他之后佛教在中国继续发扬光大的局面。道安法师算是佛教在中国的第一个里程碑，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

第二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就是六祖慧能。

六祖慧能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使佛教进一步中国化的呢？六祖当时的佛教，各宗各派基本上都相继成立，义理极大发展，可以说佛教义理的条分缕析达到相当繁琐的程度。在修持上，当时南方重义学，北方重定学，各有所侧重。在六祖慧能看来，当时的人在研究佛学方面、在修行佛法方面，没有真正找到最直截了当、最能够把握人的生命的顿悟顿了的法门。

当时，有一位永嘉禅师，他是一位有很深造诣的天台宗的学者，已经颇有成就。他为了要找到一个最终的直截了当的方法以求得开悟，不远万里从浙江到广东参拜六祖慧能。

参拜六祖以后，他自己叹息说：“吾早年来积学问，亦曾讨疏寻经论。分别名相不知休，入海算沙徒自困。却被如来苦呵责，数他珍宝有何益。”

他早年来只注重教义上的研究，整天就在名相概念里边兜圈子，好像到海里数一粒粒沙子一样。你说海里的沙子有多少？我们根本没办法计算它，不要说海里面的沙子，你抓一把沙子来数一数，也得数几天。遇到六祖以后，他自己感觉到，他早年的学习并没有真正把握佛教里关键的东西，并没有真正找到一个直截了当开悟的法门。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六祖慧能从黄梅五祖弘忍得法后，在南方建立了顿教法门。

六祖慧能的顿教法门，就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一切繁琐的教义、繁琐的教规，在他那里都被简化了。一切以修行为主，一切以开悟为主，一切以把握我们的生命为主。他留给我们的就是一本《坛经》。

这本《坛经》可以说是一个大宝藏，历来受到教内教外的重视，受到有学问的人和普通僧人的重视，甚至于受到领袖的重视。像毛泽东主席，他生前走到哪里都要带很多的书，其中有两本佛教的书，一本是《金刚经》，一本是《六祖坛经》。这两本经是他随身携带之物。随身带着做什么？从一个马列主义者的角度来看，他老人家认为这两本书充满着辩证法，充满着哲学的智慧。

六祖慧能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的、宽广的道路。由此禅宗正式产生，禅宗正式建立。禅宗以其简洁明快的修行方法、以其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以其不作不食的劳动态度、以其潇洒自在的僧人风范而风行天下。当时，几乎所有的寺院都改成了某某禅寺。这一股力量，这一股清风，一下子化腐朽为神奇，使当时中国佛教义学勃兴的风气突然发生了改变，在义学比较繁琐的情况下吹起了一股清新的风，使得中国佛教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隋唐时期，由于佛教受到国家重视、政府支持，社会各界给予很多捐献，各个寺院都拥有很多田产，僧人生活逐步富裕起来。生活富裕起来，往往会导致两个走向。一是利用充分的物质条件，完善自己的修行，发扬佛教，使佛教更加光大。但是，也有另外一个方面，物质条件太丰富了，僧众可能就忘乎所以了，不知道钱从哪里来，不知道应该怎样来洁身自好，就会走向腐败的一面。

唐代的佛教，也就是唐武宗以前的佛教，当然好的方面是占主要的，但是腐败一面也是极其严重的，结果就导致了“会昌灭法”。“会昌灭法”实际上就发生在七天之内。那时候，交通不便，信息不灵通，没有广播电台，也没有报纸，更没有电脑。但是七天之内，全国的寺院就被一扫而光。为什么呢？老百姓对寺院、对那些腐败的和尚已经深恶痛绝了。#p#分页标题#e#

那时，做思想工作的是以韩愈为首的一批士大夫，他们主张对佛教要“人其人，庐其居，火其书”。人其人，就是当了和尚的叫他回家；庐其居，就是把寺庙改成民居；火其书，就是把佛教经典一起烧掉，菩萨像毁了去做武器，把所有的铜器都毁掉。

当时，能够保持中国佛教慧命的，就只有禅宗。为什么呢？那时候，僧人不像我们现在这么麻烦。现在的僧服跟老百姓的服装有很大差别，当时僧服和老百姓的服装没有什么差别，如果说有差别的话，只是剃光了头而已。当时，禅宗的和尚为了保存自己、保存佛法，买个帽子（叫冠巾）戴在头上就可以了。戴个帽子，就可以躲避官府检查，他们跑到水边林下，在那里住个茅蓬，自耕自食，打坐修行就可以了。而那些要依据经典文字研究义理的法师们，生存的空间没有了，生存的手段没有了，剩下的一条路，就只有纷纷地走入社会了。

从那以后，佛教依据文字的一些宗派由于“会昌灭法”再没能振兴起来，比如法相宗、华严宗、天台宗、三论宗等。到了五代以后，又逐步逐步地把古已有之的佛教经典从国外请回来。就像我们十年浩劫以后，佛教经典也没有了，也是慢慢地从境外把经典请回来，实际上这是古已有之的事。从五代时期开始一直到清朝，人们不断地从日本、韩国把经典请回来。清朝末年，杨仁山居士依然不断地把中国流失的经典从日本请回来。法宝回归的历史，延续了将近一千年的时间。由此可见“会昌灭法”对中国佛教创伤之重。虽然经过一千年时间恢复，才慢慢把经典请回来，但是直到现在，还有许多经典请不回来，比如寺院规矩、制度、文书等一类的书，都还保存在外国。唐宋时期传出去的经典原本，有些还一直保存在日本，我们中国人没有。中国人要研究很多具体的东西、具体的寺院制度，只能到日本的一些古庙里、档案馆里去找资料。这就是僧人在那个时候不谨慎、不知道自爱造成的一种悲剧。

幸而当时还有六祖大师所传之禅宗。“会昌灭法”对佛教的禁令一停止，各地的禅师们就不断地出现。天下的寺院一下子都改变为禅宗寺院了。从那以后，禅宗又有五家七派陆续产生。如果没有六祖慧能这一面旗帜，没有他这样一位佛教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会昌灭法”以后的佛教，就不会有今天。所以说，六祖慧能是一位对中国佛教史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大祖师。

第三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就是近代的太虚大师。

时代在进步，文明在进步，思想潮流在进步。那么佛教发展到今天，是不是也要跟着进步，也要适应这个不断进步、不断发展的社会环境呢？答案是肯定的。从清朝中期开始，一直到清朝末期，新文化的潮流就不断地冲击着中国旧文化的大门，非得让你把门户打开。这个门一旦冲破了，这股潮流就势不可挡。所以，太虚法师提出佛教的“三大革命”——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一下就震撼了整个佛教界。当时，少数人响应他，多数人是抗拒他、反对他。

当时，太虚法师的思想并没有多大市场。尽管如此．这种思想还是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太虚大师提出的“人生佛教”，现在发展成“人间佛教”。上海玉佛寺，应该说对太虚法师最亲切，因为他老人家是在玉佛寺圆寂的，他当时的很多活动跟玉佛寺分不开。当时，玉佛寺主事的几位法师，都是太虚大师的弟子，所以他能在这里弘法。而在别的地方，只要是太虚大师的学生，其他的寺院都抵制，连饭都不给吃。那时，太虚大师想在武昌办个佛学院，但是寺院不愿意办，一位叫李开先的居士就把自己的房子布施给太虚法师，这样才办起武昌佛学院。武昌佛学院的学生要到归元寺去赶个午斋，归元寺的知客不同意，说：“你们回去吃饭吧，我们这里没有饭吃。”可见那个时候，社会上和佛教界对新生事物如办佛学院等都是持保守态度的，他们对于进步的事物，是排斥的、拒绝的。时至今日，再回过头看一看，可以说，我们今天做的一切，都是在踏着太虚法师的足迹，在一点一滴地落实他的思想。我们做得远远还不到位。他提出来的目标，我们连百分之一都没有做到。#p#分页标题#e#

在西方文化、西方科技和西方生活方式进入中国以后，中国原有的各种文化都要想办法来适应、求生存。儒家有“新儒学”思想，佛教提出“三大革命”和“人间佛教”，这都是为了与新思潮相适应，寻求生存空间。新中国成立五十年来，也只是在近二十几年才再次提出”人间佛教”的思想，在1966年以前还不敢提，因为提这个思想就会被戴上“美化宗教”的帽子。1978年以后，思想比较开放，觉得宗教也要适应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怎么适应呢？就是以“人间佛教”这种思想来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在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历史时期，中国佛教出现了这样三位里程碑式的人物。我们所要研究的六祖慧能禅师，就是其中最具关键性的一位高僧。

讲到六祖慧能的禅法，那就必然离不开《六祖坛经》。我先简略地把《六祖坛经》介绍一下。

《六祖坛经》这本书，之所以受到教内教外人士的重视、受到普遍的欢迎，因为它是一本智慧的书，是一本修行的书，是一本指导生命实践的书。由于它的重要性如此突出，所以它的问题也最多。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现代人觉得它的问题最多。有这样一个版本，有那样一个版本；有详的，有略的；有古的，有今的。所以大家就纷纷从学术、文化和历史等不同角度来对它进行研究。

近现代最早提出对《坛经》进行研究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胡适。当时，他自命为“新文化的旗手”（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人们是不是真正认为他是“新文化的旗手”，则另当别论），在研究新文化时碰到了各种问题，受到了各种挫折。而且他在写中国哲学史的时候遇到了很多问题，写到隋唐时期就写不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懂佛教，尤其不懂中国佛教，于是他又回过头来研究佛教。在研究佛教的时候，他开始接触禅宗。因为要研究中国哲学、研究中国佛教，不研究禅宗，就无从深入，乃至无从下手。特别是到了中唐、到了宋元时期，一千多年的儒家文化思想和禅文化思想的体系，其联系与渗透可以说是千头万绪。要研究这个时期的儒家或者理学家的思想，必须懂得禅。不懂得禅，就不知道他的思想源头在什么地方。所以胡适就开始研究禅宗，由于中国禅宗的实际创立者是六祖慧能，所以他就研究六祖。研究六祖就从研究《坛经》开始。中国近现代，特别是现代，研究中国佛教、研究中国禅宗的风气或热潮，实际上是由胡适开创的。由于他的研究，《坛经》一方面受到更多人的重视，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很多的问题。

除了我们一般在佛经流通处看到的《坛经》版本以外，还有一个比较简略的本子藏在敦煌石窟里面。大概在一百年前，敦煌石窟藏经洞被一个道士打开了。打开这个藏经洞，也是无意中的事。这个道士住在藏经洞里面，天天拿着一根旱烟斗在那里抽烟。烟斗很长，抽完烟后，他就在墙上磕烟灰，再装第二袋烟。他天天磕那个墙，有一天磕到一个地方，发现里面作鼓响。他就觉得墙里头是空的，应该会有什么东西。他就偷偷地打开一块砖，再拿一个小灯照一下，结果吓了他一大跳，里面全是各种各样的经卷。当时，有来自法国、英国、俄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的不少外国人到中国西部探险——探险就是专门盗窃中国的文物。有很多探险家到敦煌去，慢慢地跟道士勾结起来，道士就今天卖一卷明天卖一卷。后来，有一个法国人叫斯坦因，干脆买通了道士，把洞打开，跑到洞里面，把最好的东西全部都挑走了，据说当时拉了几马车的文书经卷。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劫难。

当时，有两个手写的《坛经》本子藏在藏经洞里面，这两个本子被外国人拿走了。后来，在清扫残留东西的时候，中国人也发现了一个本子，现在这个本子藏在国内。这两三个本子的内容大致相同。现在流行的《坛经》有两万一千多字，敦煌本的《坛经》只有九千多字。这个本子的发现，引起学术界对流通本《坛经》的怀疑，认为现在流行的曹溪古本、曹溪原本和宗宝本，都有问题，都是经过后人篡改的，只有在敦煌石窟保存的那个本子，才是《坛经》的原貌。但是敦煌石窟藏经洞是什么时候封闭的呢？大概是九百年以前的事情。那时，新疆是佛教的文化区，西域各国都是佛教文化区。伊斯兰教侵入后，要求信佛的人改变信仰，不改变信仰就杀头。当时，有一些人为了保存佛教文化，就把所有的经书在慌忙之中藏在那些洞里面，然后再把它封起来。敦煌本《坛经》才九百年，而《坛经》的产生到现在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所以说，敦煌石窟里藏的这本《坛经》是不是最古老的，是不是《坛经》的原貌，也是一个大问号。因此这就引起了很大灼争论，从中国到外国，从日本到西方，这个争论直到现在还没有停止。#p#分页标题#e#

佛教界还是相信流传的曹溪原本《坛经》是《坛经》的原貌，敦煌所藏的《坛经》是节录本。因为《坛经》本来是有一些情节的，而敦煌本《坛经》将故事情节都省略了，主要是保留一些法语，就像《四十二章经》一样。目前，佛教界和学术界在对待《坛经》的问题上，分歧很大。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我也写过两篇文章，辩证《六祖坛经》究竟应该以哪个本子为标准。我觉得，应该相信曹溪原本的真实性。为什么呢？曹溪原本是从六祖真身所在地传承下来的，在那里流通了《坛经》，这是最真实的。六祖的真身经过一千三百年的风风雨雨一直保存到现在，连经历十年浩劫这样的大风暴都能够保存下来，那么六祖的法语也被曹溪人保存下来是情理中事，所以这是不需要怀疑的。纵然曹溪原本《坛经》有一些添加的成分，那也是极少的，所以应该相信曹溪原本的真实性。曹溪原本《坛经》的结构很完整，分为十章。要研究《坛经》、学习《坛经》，我建议各位不要用节略的敦煌本，要用比较完整的、保持原貌的曹溪原本。关于《六祖坛经》，我没有介绍它的内容，只是介绍这本经今天受到重视也受到歪曲这样一个事实。

六祖慧能的禅法，都体现在《坛经》里面。

《坛经》内容极为丰富，怎么去评价《六祖坛经》，我想都不会过分。简略地介绍六祖禅法，有三句口诀，这三句口诀，就是在《六祖坛经》里讲到的：“我此法门，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

“无念、无相、无住”，这个“三无”，是六祖禅法的核心。

什么叫“无念为宗”？

无念，是佛教经常用到的一个名词。在介绍四祖禅法的时候，我提到四祖曾经引用《大品般若经》中的“无所念者，是名念佛。何等名无所念？即念佛心名无所念”。这个“无所念”，实际上就是“无念”。

在六祖慧能的三句口诀里，“无念”是相对于认识主体而言的。“念”，就是能认识的心。“无念”，就是我们的心在

缘境中不起分别。“无念”，并不是说心像木头石头一样没有

任何反应，而是有反应而无分别。无念，就是知一切法，心不染著。无念，就是《金刚经》所说的，“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或者说“应生无所住心”。无念是我们的意识转化成为智慧，没有世俗异想分别，符合于真如之念。圭峰禅师在《禅源诸诠集都序》里面讲到的，如果了解了外在一切相的空性，那么我们的内心自然就没有分别，自然就无念。而且“念起即觉，觉之即无，此即修行之妙法。故虽备修万行，而以无念为宗”。这就是说，在修一切法门的时候，我们不要有能所分别之心，而要时时刻刻把握自己无分别的心态。假如我们真正处于与真如冥符这样的一种心态，那么我们就时时刻刻住在禅定之中。修一切法时，不起法相，不起修相，做到三轮体空，这就是无念。无念，不等于是没有念头，而是没有分别之念。所以说，无念是六祖慧能禅法三句口诀的根本。

什么叫“无相为体”？

念是能缘之心，相就是所缘之境。外离一切相，就是说在认识事物时，我们不要给事物强加一切外在的东西，而是要还一切事物的本来面目。外离一切相，名为无相。能离于相，则法体清净。一切诸法从本以来，离名字相，离心缘相。一切诸法之所以有种种名相，都是我们主观安立的，并不是它自己本身所具有的。所以要即相而离相，于相而离相。

所谓无相，就是不在境上起分别执著之相，能够使法体恒常清净。法体，就是一切事物的本来面目。一切诸法，也可以说是一切相，本来就是清净的。众生执迷不悟，计执分别，妄计种种相状。如果能够做到于相而离相，在认识事物上远离计执，那么我们就可亲见诸法实相。#p#分页标题#e#

什么是无相？无相即实相，诸法以实相为体，故说以无相为体。

四祖道信禅师在《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中曾经说到：“众生根有无量故，所以说法无量；说法无量故，义亦名无量义；无量义者，从一法生。”这个无量义，并不是从无量法生无量义，而是从一法所生。这一法是什么呢？一法者，则无相也，一法就是无相。无相者，是诸法实相，因为无相无不相，是为实相。在这里，无相是作为一切法的共性。

虽然一切法看起来都是孤立的，但是实际上，一切法既有其个性，也有其共性。如果一切法只有个性没有共性的话，我们就无法去把握它。

什么是“无住为本”？

《维摩经》讲“从无住本，立一切法”。诸法以无住为根本，无住本者，就是诸法之本际、人之本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无住就是真如法性的另一个称呼。

一切法都有法性，都有法相。法相是具体的，法性是抽象的，法相是个别的，法性是共同的；法相是诸法的差别性，法性是诸法的平等性；法相是具体的事物，法性是规律。

因为一切法都有规律可循，这样我们才能把握它，才能够认识它、分析它。如果我们要一个事物一个事物地去分析，那就陷入到入海数沙这样一种困境。只有把握诸法的共相，才能够把握诸法的本质。

所以六祖慧能讲到“无住为本”时，他说“念念中不思前境”，过去的事情不要再去思量分别。“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不断”，就是说我们的念头总在转移，总在随境迁流，一切诸法不会凝住于自身固定不变的性质上，人的认识能力也不应以固定的概念作为其固定的本质。所以，禅宗所提出的般若理论，就以“诸法性空”为重要内容之一。

《维摩经》说“从无住本，立一切法”。“无住”在佛学

理论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现在流行的《维摩经》，是鸠摩罗什翻译的本子。有一位僧肇大师，是鸠摩罗什的学生。当时，他参加了鸠摩罗什的译场。他所注的《维摩经》，应该说保持了鸠摩罗什本人对《维摩经》的理解。我们现在要学习《维摩经》，一定要很好地重视僧肇这本《注维摩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僧肇在注“从无住本，立一切法”这句话时怎么说呢？他说：“法无自性，缘感而起。当其未起，莫知所寄。莫知所寄，故无所住。无所住故，则非有非无，非有无而为有无之本。”这就是“从无住本，立一切法”。

一切法的本际，就是无住。实际上，这里讲的就是“一切法无自性”。一切法如果有自性的话，一切法不会生，一切法就没有办法相容相兼，并同时存在于一个空间。正因为一切法没有自性，所以无自性这种规律性，就是一切法的本原，就是法性。

“无住”的思想，在大乘佛教中有“无住涅槃”、“无住三昧”。无住涅槃是大乘佛教、大乘菩萨最高的果位，因为大乘菩萨以大悲心怜愍有情、广度众生，所以他不住涅槃。菩萨又以大智慧断除所知、烦恼二障，所以他又不住生死，这是学佛的最高成就。

一般人都希望学佛以后能进入涅槃的境界，却忘记了我们也是从苦恼众生而得闻佛法的。我们得闻佛法之后，通过修行而慢慢得到一点受用；得了受用之后，可能会慢慢地进入到比较高的层次。随着层次的提高，我们往往会把以前走过的路给忘记了。忘记了怎么办呢？那时就应该想到，我们和所有的苦恼众生一样，都是从苦难中挣扎出来，那么我们自己有了受用、得到了解脱，要不要回来照顾一下其他还没有得到解脱的人呢？我想那完全是应该的。所以说菩萨能够断除二障，又有大慈悲，不住涅槃，不住生死，这是最高尚的菩萨精神。什么叫做菩萨？这就叫做菩萨。什么叫大乘？这就是大乘。#p#分页标题#e#

如果说大乘菩萨想证涅槃而再不入生死，那他一定是小乘。如果说他只想在生死里面，并不知道有涅槃这回事，那他就不是一个学佛的人，还是一个生死凡夫。既不住涅槃又超越生死，这就是我们学佛的极致，就是学佛的最高成就。

像沩山祖师发愿百年以后要到山下做一头水牯牛，就是这种精神，就是不住涅槃、不住生死、随缘度生的大乘佛教最高的思想境界。

六祖慧能禅法的思想，主要体现在“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这三句口诀。

如果我们能够好好地去把握，并把这种思想运用到禅修和弘法利生当中，能够以“无念”、“无相”、“无住”来指导做人做事，那不但我们的人生有希望、佛法有希望、社会有希望，一切事情都有希望。因为远离了偏执，远离了片面性，远离了种种的人我是非，使我们真正处在一个和乐温馨的大家庭当中，那样就是人间净土的实现。